彩绘陶牵手女俑 洛阳博物馆 藏

(资料图片)

第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在即。“武皇游春”历来是牡丹文化节的重头戏，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，武则天在洛阳登基称帝，发出了古代女性的最强音。追根溯源，这种女性意识的崛起得从北魏女性的社会地位说起。

中国封建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，男尊女卑。在很多朝代，男人三妻四妾、喜新厌旧是常态，妻子不高兴也只能忍。丈夫恼了，一纸休书就能把妻子撵出门。妻子则要从一而终。

北魏的情况却有点儿特殊。北魏女子“持制夫为妇德，以能妒为女工”，整天研究“御夫术”，把管好丈夫当妇德，把善妒当特长，男人想纳妾，门儿都没有！

纳小妾？想得美

公元494年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率鲜卑人迁都洛阳，也把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带到了中原。

汉人受儒家文化影响，女人的命运由男人安排，少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老来从子。鲜卑族来自北方大草原，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遗风，贵母贱父，有“女国”之称。北魏女子较少受封建礼教约束，男女关系较为平等。

史载，鲜卑夫妇往往直呼对方姓名，妻子在丈夫面前无须低眉顺眼。北魏女子强势彪悍，好妒成风。“父母嫁女，则教之以妒；姑姊逢迎，必相劝以忌”。女人若是管不住丈夫，不能把丈夫收拾得服服帖帖，是会被嘲笑的。男人若敢胡搞，则会被千夫所指，众叛亲离。

虽然北魏孝文帝在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改革，推进民族大融合，但文化习俗不是一朝一夕可改变的，鲜卑人仍保持着一夫一妻的传统。

《魏书》《北史》等说，古时的王公贵族大都一妻多妾，“而(北魏)圣朝忽弃此数，由来渐久”。北魏定都洛阳后，汉人的婚嫁规矩也跟着变了，“举朝略是无妾，天下殆皆一妻”，男人非但不能三妻四妾，还得小心照顾老婆的情绪。

北魏孝文帝下诏支持女人离婚再嫁，“虽娉为妻妾，遇之非理，情不乐者亦离之”。有皇帝撑腰，京都洛阳的女人们底气十足，自尊自爱，“不受人欺，畏他笑我”，拈花惹草、出轨背叛的男人，会被她们毫不留情地踢出门外。

遇事女人说了算

北魏时期姐弟恋盛行，寡妇再嫁腰杆儿笔挺。

元和——河南王拓跋曜的曾孙，娶了当朝公主的女儿为妻。他不爱这个女人，又不敢休妻，干脆落发为僧。孝文帝去世后，元和蓄发还俗，娶了一个姓曹的寡妇。据说，曹太太不但比元和大15岁，还带了5个“拖油瓶”。

这段“姐弟恋”如今说来惊世骇俗，但在北魏人眼里没啥大不了。

鲜卑男子大多有“恋母情结”。鲜卑女性在家族中拥有绝对权威。她们追求自由恋爱，不会听什么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结婚后依然热衷于社交，为丈夫拉人脉，为儿子求官职。

家里遇到大事，晚辈们得和女性长辈商量，听其意见。再强悍的男人也得听妈妈的话，“怒则杀父兄，而终不害其母”，否则，母亲的娘家人会来复仇。

《北史》里说，北魏大将长孙稚的二婚太太罗氏比丈夫大十多岁，且善妒，不许丈夫纳妾。年轻貌美的女仆跟丈夫多说两句话，罗氏便起了疑心，活活折磨死了4个童仆。

北魏人不认为罗氏蛇蝎心肠，反而赞同长孙太太“维权”。长孙稚乃长安、洛阳两地的名人，不讳言惧内，反而与罗氏相敬如宾，白头到老，当时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。

话说回来，童仆这样的下层女子被随意害死，可见北魏律法维护的只是贵族女子的婚嫁权利。贫寒女子性命堪忧，何谈平等与自由？

女子当自强

隋、唐王朝是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，武则天这位唐代女子特立独行，跟北魏遗风有关，“唐源流出于夷狄，故闺门失礼之事，不以为异”。

近代学者陈寅恪认为，隋唐时期华夏文明焕然一新，得益于将北朝夷狄的精气神注入了中原文化的身躯。他说，唐人的祖先世代与北魏鲜卑族通婚，所以民风开放、强悍包容。

武则天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人，后来竟嫁给李世民的儿子李治，当上了唐高宗的皇后。这种率性行为违反封建礼教，似乎大逆不道，但鲜卑人习以为常，“父死，妻其后母”，儿子娶后妈、后妈嫁继子不足为奇。

后来，武则天以卓绝的政治智慧登上中国最高权力舞台，定都洛阳，睥睨天下，不过是将“我的人生我做主”的女性意识发扬光大而已。

对了，花木兰也是北魏女英雄。从花木兰到武则天，拒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，敢于挑战男性权威，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，这份勇气值得点赞。（洛报融媒·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 文/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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